世界将会怀念西方的虚伪 公然交易化的秩序对所有人来说都意味着麻烦
作者：马蒂亚斯·斯佩克托 2026年1月29日
本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对国际秩序做出了直言不讳的判断。他认为,几十年来,西方国家通过援引一个他们明知是虚伪的基于规则的体系而繁荣发展。他们引用自由主义理想,却经常豁免自己不遵守这些理想;倡导自由贸易,却有选择性地执行;宣扬国际法和人权,却对朋友和对手不平等地适用这些原则。”我们参与了这些仪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指出言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卡尼承认。这个体系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它提供了稳定性,而且尽管美国的权力存在双重标准,但它提供了其他西方国家所依赖的公共产品。但用卡尼的话说,”这种交易不再有效了。”
正如卡尼所说,国际体系中的这种”断裂”源于这一交易的崩溃。强大的国家——即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不仅放弃了维持国际秩序的规则,而且放弃了其行为受原则指导或应该受原则指导的伪装。卡尼认为某些根本性的东西已经改变,这是对的。但在呼吁中等国家和新兴大国停止对一个破碎体系口惠而实不至时,他低估了当伪装消失时还会消失什么。
卡尼坚持认为,像加拿大这样的小国仍然可以坚持某些自由价值观,即使总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消退。中等国家如何能够完成这样的拯救工作,以及是否有任何基于价值观的国际体制能够从美国留下的废墟中产生,这一切仍然完全不清楚。这令人担忧。在一个强大国家不再感到有必要在道德上为自己辩护的世界里,这不是更诚实——而是更危险。当大国感到有义务用道德术语为其行为辩护时,弱国就获得了影响力。它们可以诉诸共同标准,援引国际法,并要求言辞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但如果不需要维持哪怕是原则的虚构,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它知道只能受到他人权力的制约。这种不稳定性即使对强者也不会手下留情。
虚伪的一点帮助
虚伪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在全球大国之间滋生了怨恨和不信任,但它也通过使国家对其声称坚持的道德标准负责来限制权力。整个冷战期间,美国通过使用民主和人权的语言来证明其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作用,尽管其行动达不到这些理想。这种虚伪并非没有受到挑战。盟国和不结盟国家都反复援引美国的言辞来批评美国的行为,并要求美国所倡导的原则与该国实际所做的事情之间保持更大的一致性。这种压力产生了切实的成果。例如,国内和国际审查促使国会在1975年由丘奇委员会对美国情报机构的行为进行调查,包括其在海外的秘密行动。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重塑了对美国情报行动的监督,并将人权提升为外交政策决策中有意义的考虑因素。
这种压力持续到冷战后时代。当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它通过援引国际法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来为战争辩护。这些论点崩溃了,因为这些武器从未出现。国际社会对入侵的强烈反对恰恰是因为华盛顿声称在基于规则的秩序内运作。类似的动态后来围绕着美国在多个国家使用无人机袭击展开。随着美国无人机项目在几届政府下扩大,国际律师、盟友和民间社会团体援引美国对正当程序和法治的承诺来要求对杀戮行为负责。作为回应,华盛顿制定了法律依据,缩小了目标标准,并接受了对其如何以及在何处使用无人机袭击的更大政治审查。
虚伪提供的制约始终是不完美的。美国的权力仍然占上风。但证明的义务——至少保持有原则行动的外表——造成了摩擦。它为弱国提供了抵抗的语言,并使大国的行为负责,即使不完全,也对超越纯粹利益的东西负责。
不道德的美国
这种动态近年来已经明显减弱。当前时刻的决定性特征不是美国违反了它曾经倡导的原则,而是它越来越不需要用这些术语来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早期的政府用法律、合法性或普世自由价值观的语言掩盖美国的权力,而现在华盛顿用赤裸裸的交易术语来为其外交政策辩护。
这种转变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已经显现。2018年,当他让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时,特朗普并没有说德黑兰违反了国际规范或该协议危及地区稳定。他只是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糟糕的交易。同样,当面对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谋杀案时,特朗普为美国继续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关系辩护,不是诉诸战略必要性,而是指出让美国在经济上受益的武器销售和就业机会。在这两种情况下,华盛顿都没有否认潜在的事实。它否认需要道德辩护。
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完全剥离了辩护的语言。当他因丹麦和其他七个欧洲盟友反对他收购格陵兰的企图而威胁对它们征收关税时,他不是从共同利益或联盟义务的角度来框架这场争端,而是明确将其作为杠杆——一种提取领土让步的交易要求。同样,2025年2月,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不是因为他质疑其法律权威或提供了问责的替代框架,而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了他的盟友、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也许最明显的是,当《纽约时报》在1月初的采访中问他中国主席习近平是否可能对台湾采取行动时,特朗普回答说,尽管这样的侵略会让他”非常不高兴”,但决定权在习近平手中。这些不是援引必要性或更高目的的既定原则的违反。它们是赤裸裸的利益主张,甚至没有原则的伪装。
华盛顿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拒绝援引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弱国的对抗条件。批评者可以谴责特朗普的政策粗鲁或自私,但他们很难指责这位美国总统虚伪。当对美德的声称被放弃时,声称的美德与实践之间就没有差距了。权力不再诉诸普世原则;它主张特殊权利。其结果不仅仅是更严厉的外交风格,而是美国权力运作的根本条件的转变——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如何能够被抵制。
不再有道德高地
乍一看,放弃道德辩护似乎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果虚伪侵蚀可信度并招致反弹,那么拒绝提出道德主张似乎是行使权力的更有效方式。没有对普世原则的诉求,当纯粹的物质和政治利益占上风时,需要付出的声誉成本就更少。一些观察家欢迎这种转变。巴西的高级外交官之一塞尔索·阿莫里姆认为,与特朗普”没有虚伪”,只有”赤裸裸的真相”,这让各国可以在不对美国真正动机抱有幻想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但效率是有代价的。当大国不再感到有必要为其行为辩护时,曾经作为合法性争论展开的争端越来越成为杠杆的考验。制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旧体制下,实施制裁的大国被期望解释为什么其措施是对具体违规行为的回应并符合共同规则。2015年,当奥巴马政府谈判伊朗核协议时,它记录了伊朗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将该协议作为受核查的法律化框架提出。今天,一个大国可以简单地为了推进其利益而实施制裁。例如,2025年8月,特朗普对印度征收50%的关税,不是因为印度违反了贸易协定,而是因为特朗普个人对新德里拒绝他在与巴基斯坦紧张关系期间提供调解的提议感到愤怒。在这样的体系中,讨价还价取代了说服,遵守更多地取决于胁迫而不是同意。国际政治失去了可以通过其谈判争端的语言——让更强的一方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结果。
这种转变对于最强大的国家来说可能看起来是可控的,因为它们可以轻松施加成本并吸收反弹。但对于整个全球体系来说,它的破坏性要大得多。没有虚伪的压力来约束它,权力以更少的缓冲和调解机构运作。一个赤裸裸的等级制度出现了,在这个制度中,合作更难维持,冲突更有可能升级。
中等强国,巨大转变
这种转变的成本分担并不均匀,它们不仅损害美国的对手,也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最明显的后果之一体现在美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中,共同标准和道德辩护的消失已经开始使华盛顿更难通过机构管理冲突,而不是依赖其杠杆。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对共同规则的诉求让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对抗来自美国的压力,而不让争端成为纯粹的权力考验。
巴西的经验很有说明性。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后来者,巴西长期抵制全球自由贸易规则。但一旦它最终接受了这个体系,它就学会了利用规则为自己谋利。2000年代初,当巴西这个主要棉花生产国以美国通过支持其国内棉花产业而违反世界贸易组织义务为由挑战美国棉花补贴时,它是通过世贸组织的诉讼机制这样做的。华盛顿输掉了这个案子,被迫做出让步。争端在一个共同的、相互接受的国际法律框架内展开,使关系保持完整并扩大了双边贸易。
将其与今天美国对巴西的贸易政策进行对比。2025年,特朗普对巴西出口征收全面关税,不是基于贸易违规,而是作为对巴西利亚国内政治发展的报复——具体来说,是针对前巴西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雅伊尔·博尔索纳罗的司法行动,博尔索纳罗曾试图推翻选举但失败了。巴西没有诉诸多边贸易规范作为回应。相反,它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深化了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并暗示其稀土储备可能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降级只是在在巴西有利益的美国公司对白宫施加压力后才出现。
同样的转变在美国与其最亲密盟友的关系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几十年来,德国等国接受与华盛顿的不对称伙伴关系,因为共同的原则、规则和机构在国际体系中给了它们发言权。多边主义并没有消除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它确实软化了它。
虚伪的消失可能被误认为是进步。
西德——从1990年开始是统一的德国——战后与美国的关系建立在这一逻辑之上。深深嵌入北约和全球贸易体系,德国领导人依靠法律、机构和程序主义来管理与华盛顿的不对称性。争端被框架为共同秩序内的争论,而不是权力的对抗。当美国在1970年代向西德政府施压,要求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核技术时,波恩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核供应国集团接受了限制,将商业利益服从于由美国领导但两国共享的不扩散规范。这种方法使它能够有选择地抵制美国的权威,同时仍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然而,随着华盛顿停止通过诉诸自由价值观和规范来证明美国行动的正当性,这种平衡已经被打破。特朗普以明显的交易术语来框架美国对德国的压力:关税被证明是杠杆,次级制裁的威胁与能源政策挂钩,安全承诺被重新定义为保护服务。德国的回应是使自己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倍投入欧洲产业政策,投资能源和国防自主权,并与其他国家实现伙伴关系多元化。柏林正在使自己与一个美国权力通过杠杆而不是共同规则运作、对华盛顿的依赖成为脆弱性的世界隔离开来。
加拿大面临类似的困境。特朗普威胁加拿大征收惩罚性关税,并要求该国放弃其独立的能源政策以支持美国利益。更明显的是,特朗普反复建议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像德国一样,加拿大已经开始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加快努力实现贸易伙伴关系多元化并加强与其他大国的联系。两国都在追求可能被称为战略自主权的东西——努力在美国不再通过诉诸共同规范来约束自己的情况下保持决策独立性。这正是卡尼在达沃斯演讲中指出的新国际断裂的决定性特征: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崩溃迫使即使是最亲密的美国盟友也将美国视为不是受共同原则约束的伙伴,而是需要对冲的权力——或者,在加拿大的情况下,需要防御的权力。
告别所有道德
对于美国来说,其转向放弃道德辩护的影响是明显的。这种放弃不仅仅侵蚀了美国的优势;它触发了华盛顿伙伴之间的战略多元化,这可能会瓦解它曾经控制的体系。美国权力的独特成就不是主导地位本身,而是将这种主导地位转化为其他国家真正同意的能力。仅由交易维系的联盟可能会持续,但它们更薄弱,在最需要领导力时不太可能动员起来。在失去原则的语言时,美国失去了使其权力的强加对他人可接受的能力。
虚伪的消失可能被误认为是进步。它可能感觉像是朝着诚实的趋势,结束双重标准、装腔作势和自欺欺人。但虚伪在现在正在被拆除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了结构性作用。通过声称以共同原则的名义行事,强大的国家使自己容易受到质疑。这种脆弱性给了弱国杠杆,让盟友能够在不破裂的情况下管理不对称性,并帮助将主导地位转变为其他国家可以接受的东西,即使他们对此感到不满。
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恢复一个不再存在的世界的论点。基于规则的秩序从来没有像它声称的那样有原则,虚伪往往既掩盖了不公正,也约束了权力。但通过假装以普世价值观的名义行事,强大的国家承认这些价值观很重要。当这些国家不再感到有必要使其权威合法化时,曾经由同意维持的国际体系就会演变成一个权力不受约束地运作的体系,使冲突更加频繁且更难遏制。虚伪的悖论在于,它在使权力成为可能的同时也限制了权力。美国很可能会发现,赤裸裸的主导地位比一个有缺陷但其他国家曾经有理由相信的秩序更难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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